在日惹國際機場處理行李,少不免要經過一番折騰。通過海關後,旅客要在繩子後面聚集,看着一件一件的托運行李堆疊起來,直到堆得滿滿的。

然後,繩子突然鬆開了,比賽也正式開始:較為矯捷的人會突圍越過人群,迅速提取自己的行李;結伴同遊的則會排列成人肉輸送帶,把行李運過人海。

這樣的軼事正好讓我們了解日惹的處事模式,在一片火山活躍且地震偶發的大地上,當地的基礎建設自蘇哈托政權垮台後便再沒有顯著改善,當地人都是群策群力來把事情辦好。

談及共享經濟,許多人不期然想起來自矽谷以至其他更優越地方的青年企業家── 如與他人共享房子和汽車、共用工作空間、進行群眾募資和促成小額貸款等。以上種種無不出於朋友間的守望相助和共享資源。

有趣的是,這裡的集體活動比共享經濟概念更早深入民心。「Arisan」是一種輪轉儲​​蓄方式,社區內民眾把自己的一點積蓄交出,聚沙成塔,然後輪流提取使用。對於富裕的印尼人而言,這是社交聚會重要的一環,而對於經濟環境欠佳的印尼人來說,則是一種小額融資方式。

日惹又稱為「kota  senima」,即藝術家之都。這裡的藝術家把「Arisan」的傳統引領到嶄新水平,實不足為奇。

KUNCI是於1999年成立的文化匯集中心,無論何日何時,KUNCI門外都會有多輛摩托車停放着。在我到訪當日,KUNCI的聯合創辦人Antariksa便正在場內參與三場會議。

在90年代末,當Antariksa還是加札馬達大學學生的時候,就曾參與推翻蘇哈托的示威活動。由於不滿印尼缺乏獨立的研究機構,他遂與夥伴合力創辦了全國首間文化研究中心KUNCI。目前,KUNCI有八名團隊成員和眾多志願者,大家都忙於透過媒體發佈、跨學科交流、研究活動、藝術干預和方言教育這些媒介,將重要的知識和訊息分享開去。1

Antariksa在日本剛完成為期四年的研究回國,縱然他們的研究團隊在最初的七年完全沒有接受任何資助,但他們並沒有放棄,近年終於開始陸續得到本地和國際機構的計劃資助。

他們的一位成員Brigitta Isabella,在自我介紹後便隨即趕赴另一場會議,她是一位人類學家,即將在香港聯同Para Site藝術空間合作,為在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的外籍傭工開辦一系列寫作工作坊。

在日落時分,人們可以在街頭品嚐當地名菜「Gudeg」,或在藝術家經營的特色場所用餐,Kedai Kebun Forum (KKF)就是其中之一。 KKF由畫廊、表演空間、商店和餐廳組成,幾乎所有活動都是由售賣食物和飲品的收入支持。店內出售為「Kaleidoskop計劃」籌款的商品,「Kaleidoskop計劃」是日惹兩年一度的展覽,特別供年輕藝術家展出作品。

附近便是Cemeti藝術之家,是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、由著名藝術家開設的藝術空間。自Nindityo Adipurnomo和Mella Jaarsma於27年前設立後,這裡便成為當地藝術家進軍國際舞台的踏腳石。目前,他們專注於開辦海外實習計劃和以過程為本的實務工作,以促進國際交流。

在我到訪期間, Adipurnomo舉辦了一場分享會,讓我有幸親眼目睹Cemeti的 「Fans Club」── 除了當地藝術從業員外,悉尼大學的 John Clark教授、台灣策展人鄭慧華女士和藝術家FX Harsono均為席上客。

分享會過後,有些意猶未盡的人會溜到Mes 56藝術空間再聚。Mes 56是一所以照片媒體為主的集體工作室,原來是藝術家共享設備和設施的地方,自從小商店和便利店禁止出售酒精飲料後,這裡便成了大家享用廉價啤酒和自釀美酒的地方。

回看香港,藝術博物館暫時關閉,而M +視覺文化博物館和中區警署活化項目的落成日遙遙無期,我們大可借鑒日惹目前的情況;當地的藝術家不僅創造作品,也群策群力為所有人開創可持續的藝術生態。「Arisan」模式可以建立重要的框架,讓未來世代的藝術得以繼續蓬勃發展。

1「關於我們 |  KUNCI文化研究中心」http://kunci.or.id/about-us/,2015年8月3日。